二二八屠殺台灣紀念日：罪魁禍首國民黨元兇蔣介石

二二八屠殺台灣紀念日：罪魁禍首國民黨元兇蔣介石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其後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對台灣人民進行一連串鎮壓的清鄉事件，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間的武裝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事。

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同日，市民聚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竟遭公署衛兵開槍射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爆發自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來因貪腐失政所累積的民怨、及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與軍隊鎮壓。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由於台灣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缺乏瞭解導致期望落空，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失誤，官民關係惡劣、軍隊紀律不良。在經濟方面，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問題嚴重，而不當的管制政策使問題加劇，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情緒廣泛爆發。1946年12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其台灣情勢報告中，已預測台灣將隨時發生動亂。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和緩後又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當時幾乎沒有台獨的倡議，但是當政的國民政府以「陰謀叛亂」、「鼓動暴亂」、「台灣獨立」、「陰謀叛國」、「臺灣人與共黨合作」等為由鎮壓，也以藉口捕殺林茂生、陳炘、洪炎秋、張秀哲等懷抱強烈祖國認同的台灣人，使台灣人的祖國夢碎，二二八事件卻因此成為後來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佈向美國、英國、中華民國、蘇聯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總理日本接管事務的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指示日本，將臺、澎等地區交由同盟國成員中華民國代表同盟國暫時接管。雖然戰前〈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的統治下，台灣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現，但仍未能完全脫離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搾取造成許多台灣人民不滿，而這種不滿的情緒便開始轉化為對中國的熱烈期待，並在陳儀於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來台接受日本投降時達到高潮。同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

戰後的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武力革命活動日熾而依然動盪不安，雖然美國於1946年1月開始派遣馬歇爾上將介入調解，但終歸失敗收場，並自同年6月起展開全面性的國共內戰。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江河日下，當時通行的法幣一再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加以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使得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向支持宣揚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國軍在一連串戰略錯誤、作戰失敗下逐漸陷入被動、士氣低落，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強大。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後又大量印製鈔票，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後來的幣制改革中，以1元新台幣兌換四萬元舊台幣)。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並拆裝賣往大陸，另一方面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利用各種關係排擠民營公司與民爭利，並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台灣與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雖然時值國共內戰的非常時期，國民政府嚴格的管制政策稱有其必要性，但讓原本期待結束殖民管制的台灣人感到失望，認為國民政府繼續延續日本的殖民方式的治理方式壓榨台灣人民的生機，甚至變本加厲。
日本人撤出台灣，台灣人原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國民政府在臺灣政治方面，重要職位幾乎皆由外省人控制，行政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其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灣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職務，更是引發台灣人不滿。相較之下，在日本統治後期，台灣議會有半數官派，半數民選。反倒在臺灣日治時期，台灣人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例如舞弊營私、中飽私囊、把持機關任用自己人、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而常為媒體所報導。駐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更是軍紀敗壞，例如乘車、吃飯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有偷搶拐騙、開槍傷人、姦污婦女等事情發生。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高行政效率、紀律嚴明形成強烈對比，也使得台灣人民越來越輕蔑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

當時台灣剛經歷50年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甫歷經中日戰爭來台的大陸人對於台灣文化感到適應不良。從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選擇不參戰，部分地區卻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輸下出現少數人加入日軍侵華作戰的現象，許多外省人因此遷怒於台灣本地的親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戰後被誣為漢奸，並有受到緝捕的情況發生。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外省人不信任本省人，認為本省人被日本「奴化」，遭受這些誤解對待，再加上當時大多數的本省人不懂國語，造成當時的本省台灣人無論在政治權力、經濟社會或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對待，而十分不滿。

文化界和學生曾展開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對此，曾擔任福建省首長的陳儀所主政的當局採取了「寬輿論，緊經濟」的政策。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致電蔣介石委員長，台灣發生叛亂事件，但隱瞞事實真相；而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政，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但此說明不為蔣介石所接受。最後蔣介石下令「清鄉」，陳儀趁機採取高壓手段大肆屠殺，釀成悲劇。

導火線與臺北動亂。二二八事件起始點：南京西路與延平北路交接的現況
2005年底被拆除殆盡的原天馬茶房舊址；空地上掛了條『向二二八英靈致敬』的布條。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前，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於是查緝員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菸及身上所有的錢財。

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求饒，要求至少歸還經過繳稅的公煙，但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林婦的糾纏讓查緝員心生不耐，同時紛擾也吸引越來越多的民眾圍觀，讓查緝員大為緊張，又加上語言溝通不暢等因素，林婦被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頓時血流如注。圍觀民眾目睹此景後，憤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寧北路)開槍示警，卻擊傷了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於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其後被護送轉至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六、七百人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局，向警方要求懲兇，但由於警察局長官有意包庇下屬，市民眼見官吏濫開槍傷及無辜，卻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因為前一天的事件，在隔天的2月28日，台北市部分地區展開群體罷工、罷市，大小商店紛起響應相繼關門，憤怒的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還要求專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民眾並將專賣局內堆存的香菸、酒類搬出並予以焚毀。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台北民眾聚集於專賣局前焚毀東西。2月28日下午一時許，數千名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過程中公署衛兵無預警向市民開槍掃射，當場造成示威請願民眾死傷，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

公署衛兵開槍事件後，局勢急遽惡化，民眾從此開始轉往毆打外省人。另一部抗議民眾此時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

2月28日下午二時，在群眾抗議中，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者受到報復。此時並發生民眾遷怒濫施報復於外省人事端。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遭到民眾破壞。2月28日下午三時，警備總司令部眼見情況險峻，於是緊急宣佈戒嚴令，並派遣武裝軍警掃蕩市區，開槍掃射民眾。

2月28日下午五時許，新台百貨公司亦被搗毀焚燒，乘機偷竊者則遭毒打。對外省人則毆打或焚毀車輛。民眾不僅燬物，在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也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大多是被棒打或棍擊，但未見有武士刀，攻擊婦孺老人的現象不太多，強姦只有傳聞。根據傳聞，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

至此，一年多來台灣人民的積怨再加上臺灣省行政長官處理不當，終於從3月1日起爆發了蔓延全島的反政府行為。

一般認為，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質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排斥外省人的行動。之後所稱的反抗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一方面，台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

台灣各地的反抗

因軍警於戒嚴令後開始大規模開槍射殺街頭民眾，使得各地憤而反抗，其中以黃信卿的埔里隊，何集淮、蔡伯勳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隊等各地集合起來組成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各地的反抗也以這支在台中地區的勢力維持得最久。此外，較有規模的戰役還有阿里山鄒族原住民所帶領的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高雄駐軍與反抗勢力的衝突。

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只有小騷動。當時台灣局勢已亂，反抗人士收繳各地軍警的武器達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卻已失去控制情況能力，憲兵團長張慕陶並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至此，二二八事件已經演變成各地軍事衝突，部分臺灣共產黨成員亦首次開始介入對抗國民黨軍的武裝軍事抗爭。於是次日起，國民黨軍統開始大規模搜捕共產黨地下黨人員和中共間諜。

高雄衝突與軍事鎮壓。由國民黨軍隊操作、架設在救火車上的機槍。當時服務於聯合國的Dr. M. Ottsen 在台南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

3月2日至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軍衝突，攻擊多處政府機關及部分外省人，並控制市政府。部分人士與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部分教職員及學生，組成學生軍，佔領校區。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開始對高雄市區展開砲擊與掃射。於3月6日市長黃仲圖等為塗光明等脅迫到壽山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談判破裂，塗光明被捕，彭孟緝派遣軍隊奪回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除了士兵及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議員在這場攻擊行動中喪生，或是被逮捕後處死。

國軍二十一師抵台鎮壓。陳儀表面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但事實上陳儀對蔣介石隱瞞政府貪汙事實真相，將台灣人民汙名化為日本皇民、影射台灣人民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產生「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暗中要求南京政府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

3月8日，蔣渭川等人致電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說明實際情形並請求暫緩派兵，蔣介石最初並未主張武力鎮壓，僅同意派一個加強軍團來台「歸建」以防範意外發生。然而金陵官方並未查訪實情為何，即從上海火速調派由劉雨卿率領的國軍整編第21師（整編計畫前之21軍）部隊抵台鎮壓，自3月10日開始，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之後，綏靖工作於是全面展開。

國軍部隊分二路，由基隆港及高雄港上岸，進行南北夾抄，台灣全島開始圍捕，各縣市反抗國軍的勢力迅速潰敗。至於已幾乎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城鎮戰，也預先轉移至埔里，最終於烏牛欄之役結束，成員則自行解散。由於二七部隊的轉移牽制國軍進行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為逃過國軍大規模濫殺的城市。與此同時，許多本省籍的菁英，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灯、畫家陳澄波、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等人均於此波國軍攻擊行動中慘遭殺害。

經過一週的掃蕩及強力整肅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令來台宣撫巡按調查，在報告中嚴批陳儀。白崇禧抵台也是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並聲明政府將以和平寬大的方針處理，除奸徒、共黨、圖謀不軌者決予嚴懲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

當年派赴台灣鎮壓的國軍整編第21師，事隔兩年之後，於國共內戰上海戰役中，因軍長王克毅丟下部隊，於1949年5月25日遭共軍殲滅大部，殘部於5月26日列隊投降。

3月12日，陳儀向蔣介石呈報了一份「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列舉二二八事件要犯共20人。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一切非法團體。3月14日，警備總部下令解散「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清鄉掃蕩，遭軍隊槍決的人。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表面上也暫時結束。但實際上，國民政府至此在台灣各地才正式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整肅可能的反政府分子。軍事鎮壓行動之後，繼之進行清鄉工作，其主要目的在逮捕潛逃嫌犯、收繳武器軍品、清查戶口、辦理自新、取得連保連坐切結等。基隆和平島的琉球人聚落，約有30餘名居民，在國軍上岸後的掃蕩屠殺中遇害。

因為國民政府在清鄉施行前已有詳細的武力掃蕩規劃部署，而且事實上各地的動亂未如公署宣傳之嚴重，故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料中迅速，除中部地區「二七部隊」之殘部有較長久之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但是仍有遭到網羅罪名的嫌犯或私人報復挾怨報復舉發之情況，也有軍警與憲兵未詳加查證即貿然逮捕之冤獄。有些不法軍警藉機勒索敲詐，或順手掠奪私人財物等非法行為，主因由於國民政府駐台軍隊素質不良，以及軍紀教育欠缺所致。
4月11日，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出面揭舉「奸黨全部陰謀」，同時強調綏靖工作將於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時並訂頒連坐辦法以肅清反對勢力。在此次行動當中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了大約9個月，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4月18日，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其中包括謝雪紅、廖文毅、蔣渭川等共30個人。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嚴，清鄉事件亦至此結束。但是各地街頭仍然有零星的士兵殺人事件發生。4月18日，陳儀發布「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者共30名。

台灣原住民的參與。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原住民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鄒族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漢名：高一生）通知各村部落的青年幹部組成「高山部隊」，命令警備官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漢名：湯守仁）帶隊，集合了所有鄒族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蘭潭紅毛埤軍械庫，之後分成兩組人馬，一組維持治安工作，另一組與嘉義地區民兵合力圍堵嘉義水上機場阻止軍隊增援。圍堵四天後，因主張繼續對抗，與嘉義民兵主和派意見分歧，湯守仁便率領鄒族部隊撤回山上，平地代表答應和談，後來國民政府援軍一到，談判代表隨即被槍殺。

族群衝突與外力介入。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在長官公署的科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由此緣故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灣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國軍登陸後，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對台灣人採取極端的報復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台共乘機介入，如台中地區主導「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不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更利用青年學生以武裝「二七部隊」組織，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線之外，另闢一條武裝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合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本省籍護士的保護。

受害者的平反。1947年3月，引發二二八事件的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均被台灣省政府逮捕，並於二二八事變平息後的3月31日以殺人及傷害案件，經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4月3日，地方法院刑庭庭長宣判，誤殺台北市民陳文溪的傅學通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以槍托打傷林江邁的葉得根判處4年6個月有期徒刑，褫奪公權3年。其餘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及劉超群無罪開釋。同年5月17日傅學通上訴最高法院，獲得改判十年定讞，而葉得根則維持原判。但這項追究罪責的判決並不代表二二八事件或人數眾多受難者的平反。

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與本土化，台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完成，碑文中呼籲：「政府公佈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

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結束，台灣落實民主化以後，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開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1996年，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佈訂定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並把二二八事件主要發生地點之一的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為名的該紀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橋、始石、跳石、終石、陽石、陰石、甕、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鋼鐵等建物設置。這些建物表達了對該歷史事件的追訴、記憶起始、哀慟、寬恕、停留緬懷、悼念罹難者、低頭沈思、族群融合等隱含意義。

同年，中華民國行政院通過訂定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並為國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國國民黨前任主席連戰曾在2003年與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其中，中華民國現任總統馬英九則於2006年將此事件解釋為「官逼民反」，並代表國民黨道歉認錯。他表示將二二八紀念日降半旗，甚至將二二八視為國殤也不為過。

政府態度。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二二八紀念館，建築前身為臺灣放送協會(THK)的台北支局。中華民國政府在民主進步黨執政之前，官方視二二八事件為一場反國民政府統治的民變，解嚴前更認為二二八是中共當局策動共產黨所煽動的騷亂，爾後開始出現種族對立或是種族衝突的解釋，更名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在早期台灣為禁忌話題，政府絕口不談，還以「不要挑起族群衝突」為理由不得去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解嚴後，1988年擔任行政院院長的俞國華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發事件來擴大事端」，又說「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紛爭自古便有。當年滿洲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滿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1989年擔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謝雪紅等臺灣共產黨分子「幕後策劃」。

直到解嚴後，台灣各界才開始有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新版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包括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於1995年將台北市的新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親臨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同年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並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

評價與影響。在二二八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台灣民眾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並未尋求獨立於中國之外。在這次事件以後，國民黨政府加強對台灣的高壓統治，導致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仇恨越來越深，使部份台灣人漸漸產生想要獨立、建構屬於自己國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例如台灣獨立運動開創元老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於1964年時表示：『二二八』一詞，不僅僅是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極多，影響深廣的歷史事件。

因為二二八事件牽涉到省籍問題，不少老一輩的台灣人將這次悲劇歸納為中國大陸來的外省人欺壓，而在二二八死亡陰影及後續長達38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台灣人為了保全生命安全，對此事件隱諱不談避免引來禍端。另一方面，在過去國民黨所掌握的中華民國政府將事件視同為共產主義、台獨，塑造台灣民眾對二二八事件的負面看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進行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的制度，使得在 1950-61 年間參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相對於本省考生有高錄取名額的絕對優勢。

其次，實際上更重要的另一個取得公務員資格的管道---特種考試，雖然沒有分省區定額錄取的設計，但是其中 1958-81 年間的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其錄取人數之多與錄取率之高，使得透過這個管道取得公務員資格，當年參加高普考的外省人，實際上是享有各省省籍名額保障優待的。雖然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於1996年《公務人員考試法》中修法後徹底廢除，但是外省人獲得的優惠仍會讓許多下一代繼承(以統計論，子女的成就與父母的社經地位成正相關)。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獲得政府有利消息，讓本省人長期在社會、以及婚姻上、就業上相當容易對外省族群產生排斥感。

二二八事件爆發，張超英之父張月澄和台灣五大家族的「基隆顏家」顏國年子顏滄海是少數被釋放的知識份子，張月澄在拘留所時曾親眼見到林茂生和陳炘，最後兩人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對此張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務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當他（張父）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造成台灣人對於軍人、公務員等相關行業的畏懼及怯步，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當時政府堅持大中國法統的制度，與國民大會虛設各省代表一般，客觀上限制了台灣人在政治、經濟與傳播等各重要領域的參與。例如：早期公務人員的考試錄取名額上是以中國各省之間的人口數比例來制訂的，所以，雖然在台灣以台灣籍人口比例為多，錄取的人數卻是以外省籍居多，此種現象直到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才開始在人事上採取『專業化』、『臺灣化』、『年輕化』政策因應，才使得政府機關開始邁向今日本土化的腳步。

台灣人民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因情勢被迫大幅退出在台灣各界，如學界、經濟界、文化界等等地位，台灣人民參與政治的熱情也大幅滑落，許多知識份子懼怕遭受政府迫害從此不再談論或參與政治。國民黨政府藉此加強對台灣的控制，紛紛派員佔據各界領導地位。至於地方政治方面，國民黨結合地方派系擔任地方官或提名參選民意代表，操控人民組織(如農會、漁會、水利會)，結合地方政府機關以左右甚至控制選舉，職位則用來鞏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勢力。近年來這些族群問題愈來愈激化。

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情結是起源於二二八事件，並表現在言論，行為以及藍綠政治傾向上，可見此事件對台灣各層面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於二二八事件爆發一年多後，時任浙江省主席，陳儀見當時局勢對國民政府不利，欲投奔中國共產黨，並以親筆信函策反湯恩伯投共。最後陳儀便因「通共」的罪名遭處刑，陳儀由中國大陸被專程押赴台灣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中央日報》報載前往守候觀看行刑的台灣民眾高達兩萬人。

紀念。二二八紀念公園，位於總統府附近的台北二二八紀念碑。

1997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開館。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成立，作為南台灣二二八歷史研究之據點。2006年2月19日，陳水扁總統出席「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發表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屆滿六十週年，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臺灣教育會館）正式揭牌成立，並於2008年2月28日開館營運。

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亦開始逐步公開予民眾和學者進行研究。228國家紀念館-位於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位於臺北市（含臺北二二八紀念舘、二二八和平紀念碑）。臺中市二二八紀念公園-位於臺中市東區（東峰公園）。嘉義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嘉義二二八紀念碑-位於嘉義市（含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位於高雄市。阮朝日228紀念館-位於屏東縣，是台灣第一座私人二二八紀念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各媒體在1947年3月連續報導二二八相關新聞，痛斥蔣介石政府鎮壓台灣人民。3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過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發表題為《台灣的自治運動》的長篇文告，對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給予肯定和支持。該文告後於3月20日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此後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1981年12月27日在北京成立)皆稱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起義」，對起事者持贊同態度，並給予台灣民眾高度評價，指責國府野蠻製造白色恐怖。

香港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的親共媒體《大公報》在報導二二八事件時仍然用起義形容。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都舉辦紀念二二八的活動，和1957年之後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每年舉辦的紀念「五・二四」台灣人民反美愛國大示威的活動相呼應。文革期間，1973年恢復了二二八紀念活動並一度提高了規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年舉辦的較高規格的紀念活動。

罹難人數。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為各機關的檔案有計畫性與超過年限的銷毀，加上國民政府長期的漠視，禁聲，導致一直都有所爭議。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委員兼總主筆賴澤涵稱：「八十年〈1991年〉四、五月間警備總部才拿了二箱資料，但檔案卻不連續。另外就是二二八事件被逮捕名單好幾冊，但是遭槍決的名單、屍體、地點全無檔案，可見檔案不齊全。」

《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所收錄關於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以彰化市警察局與員林區警察所的警察官方檔案為主，裡面就記載著彰化一縣數百位受難者人名，如此有紀錄登載當地受難人名的文件至今可謂碩果僅存，來源是由以前兩位不願具名的人士各自從準備銷毀的文件中，與接到紙漿廠老闆通知下所挽救出來的部分文件檔案，並交給由彰化縣文化局委託進行「二二八口述歷史調查研究」的呂興忠老師編印成書。

當時的受難者當中，只有受到正規有制度性侵害的受難者才會被官方將其人名登載成冊，這是侷限。「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出版以來，彰化縣已有多人在書裡發現自己親人的名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館長劉峰松表示，彰化縣文化局出版的「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書中記載的三百多位當事人中，出版之前僅有約一百位當事人的後代知道其尊親屬的事蹟，這本書籍出版後，也僅有二人從中得知尊親屬涉入二二八事件，其他當事人後代則一無所知，甚至誤解或不諒解其尊親屬拋家棄子的行為。

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但此賠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傷亡數字，原因有七項，在受理賠償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發行的二二八會訊創刊號裡有詳細說明。

若干人士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註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台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並沒有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戶籍。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 至少死7000至8000人。《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台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台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 死2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部分受難者列表。以下所列人物為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裡只舉例比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莊木火：瑞芳小學校長，於瑞芳市場遭到槍決。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二二八事件中基隆地區鬧米荒，運米車前往基隆因為沒有通行證，於是副議長楊元丁前往交涉，被軍人槍殺後踢入河中。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台灣知名畫家，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台北師範學校畢業，美國愛荷華的吉奈爾學院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信託公司的資產被沒收。陳能通：基督教世家，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科畢業，任教於台南長榮中學、淡水中學校長，於校長宿舍中被軍人帶走後失蹤。陳屋：抗日人士，臺北市參議員，於國軍掃蕩行動中遇害。

簡錦文：台北帝國大學畢業，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上班後失蹤，家屬在掩埋現場民眾的幫助下，取得遺骨。盧園：日本上田纖維專門學校纖維化學科畢業，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營救校長，遭兩名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轉送到北投一家外科醫院急救，後又經淡水河以舢舨轉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顧尚泰：西醫，與好友中醫師李持芳、印刷廠技師王濟寧一同被槍斃於虎尾鎮和平路東市，地方民眾於1975年建廟，三人於1977年入祀，名虎尾三姓公廟。廖進平：台中葫蘆墩區役所書記，台中州豐原郡神岡庄議會議員，社會運動家，於台北八里被捕後失蹤。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於二二八事件時不聽親友之勸阻，為免耽誤火車正常營運堅持上班，後連同同事共八人被軍車帶走後失蹤。

郭章垣：日本慶應大學醫科畢業，宜蘭醫院院長，二二八事件時被軍人侵入家中帶走，後發現陳屍於宜蘭頭城媽祖廟前。郭章垣遇難後，郭妻發現一張書信：「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郭守義：日本昭和醫專畢業，基隆博愛醫院院長。二二八事件中被軍人擄走後開槍擊中左胸死亡。

黃媽典：台灣總督府直屬醫學校(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日治時代任朴子街長（今鎮長），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經營嘉義客運，台南縣商會理事長。二二八事件時任台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李仁貴：臺北市參議員，經營「御成軒」，台北商工協會理事、台北電氣廣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於住處無故遭便衣特務逮捕被害。

李瑞漢：日本京都中央大學法科畢業，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及格，臺北市議員，臺北律師公會會長。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將李瑞漢兄弟及參議員林連宗一同帶走，竟一去不回，律師事務所遭到劫掠，孩兒送到孤兒院。李瑞峰：李瑞峰，執業律師，與兄長李瑞漢同是中央大學畢業，與兄長、及參議員林連宗同被四名便衣和一個憲兵軍官帶走。
   
李丹修：基隆八堵火車站站長，連同車站副站長、總務、運轉、剪票員等八人於二二八事件時被軍人押上軍車後失蹤。林旭屏：東京帝國大學法務部畢業，日本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台籍菸酒專賣局專賣局菸草課長，二二八事件時外省籍員工皆離去，林旭屏照常乘公車上班，被軍人騙出後殺害，陳屍於台北市南港橋下。

林連宗：日本中央大學畢業，行政科及司法科雙料高等考試通過，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省參議會中多次質詢臺灣警政、教育以及司法方面時弊，並提案組織地方監察委員會、撤銷壟斷經濟的貿易局以防貪污腐化及壟斷操控，引起國民政府不滿，於二二八事件中被憲兵帶走失蹤。
   
林桂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部畢業，執業律師。因幫王添灯辯護，二二八事件中，憲兵隊長藉口王添灯有事找林桂端律師談話，於是率領四位帶槍的憲兵將林桂端從家中帶走後失蹤。林茂生：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長榮中學教務主任、台南師範學校兼職、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任教，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結交了不少外省籍的朋友，擔任台灣文藝社理事，與另一位江西籍的理事曾經過從甚密。「二二八事件」時被八名武裝人員藉口陳儀長官找談話並帶走，一去不回。

阮朝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台北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二二八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執行長）。

黃阿統：台北第二師範畢業，新竹客籍，淡水中學訓導主任，清晨到校處理遇害的學生，卻與校長一同被帶走後失蹤。施江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台灣第二位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治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二二八事件中遭整肅殺害。

宋斐如：台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唯一一位做到一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時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湯德章：執業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二二八事件爆發後，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神情自若，並向四周市民微笑，然後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臨刑時向士兵破口大罵。

湯氏被槍決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灯：日治時期實業家，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北分團主任、台灣省參議員、《人民導報》社長、強烈批判行政長官公署腐敗、公務人員貪污。「二二八事件」中被國軍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時淋汽油燒死。王育霖：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司法官高考及格，日治時期的律師，台灣第一位檢察官，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處死。
   
吳金鍊：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治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導被害。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
   
蕭朝金：日治時期牧師，三民主義青年團岡山地區負責人，「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後遭槍斃。許錫謙：花蓮人，知名作家楊照的外祖父，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台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後避居日本。

當時，臺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台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後，林頂立定居中台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一說他後來返回大陸。

潘木枝：日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東京長谷川內科醫院實習三年，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綁赴嘉義市火車站前槍斃示眾，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後的清鄉掃蕩中。

部份倖存者和親歷者。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倖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雲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張秀哲：原名張月澄，魯迅的台灣學生，台北人，事變時任長官公署經營的紡織公司協理，將許多戰後從唐山過來的朋友藏在自己的大宅裡，保護他們的安全，國府大軍到台後，被特務從家裡帶走，家族用盡政商關係，還送了大錢，才讓他免於被殺，從此躲在家裡不問世事。
   
洪炎秋：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的台灣學生，彰化鹿港人，和台南人宋斐如同期到北京大學留學，事變時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校長，事變後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在自己的老師許壽裳力保下被釋放。
   
莊垂勝：洪炎秋的彰化鹿港同鄉，事變時任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館長，被推舉為台中市二二八事件時局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事變後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倖免被殺。
   
張深切：魯迅的台灣學生，南投草屯人，事變時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教務主任，事變後蒙上「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躲藏了半年，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及魯迅和許壽裳的兄弟情誼倖免被殺。
   
杜聰明：台灣醫學家，醫學博士，台北淡水人，事變時任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教授兼院長，事變後躲了半年，總算逃過國府軍警特務的捕殺。蔡丁贊：台灣醫學家，醫學博士，台南人，台南市民營蔡耳鼻咽喉科醫院院長，事變時任台南市參議會參議員，後被抓捕，倖免被殺。

朱點人：台灣作家，台北萬華人，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呂赫若：原名呂石堆，台灣作家，台中人，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二二八事件」後左傾逃入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打游擊，被毒蛇咬死，是鹿窟紀念碑提到的白色恐怖受難者。

鍾浩東：高雄美濃客家人，鍾理和弟弟，事變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後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蕭道應：屏東佳冬客家人，事變時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教授兼主任，後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抓捕，轉向。

柯喬治：美國外交官，在二次大戰前即住在台灣。在擔任美國外交服務幹事和副領事之時，目睹及涉入了二二八事件，後來將此經歷寫入《被出賣的台灣》。艾倫·謝克頓(Allan J. Shackleton)：紐西蘭籍聯合國駐台官員，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後來將此經歷寫入《福爾摩沙的呼喚》

相關創作。1970年，作家吳濁流在二二八事發當時任報社記者，並將其目睹的經歷寫入自傳小說《無花果》。在1970年以單行本首次出版即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查扣，直到1988年才正式由前衛出版社在台灣公開發行。
   
1989年，由侯孝賢導演的台灣電影悲情城市，故事劇情描寫國民黨政府治理台灣初期的情形及二二八事件。
   
1999年，由林正盛導演的台灣電影天馬茶房，劇情敍述台灣在二二八事件之前、跨越兩個不同文化、統治方式的人民生活及警政軍與人民間的衝突。
   
2002年，公共電視八點檔《後山日先照》，改編自吳豐秋先生的長篇小說後山日先照，在第六集中，由名導演兼資深演員梁修身所飾演的男主人陳北印，於二二八事件當時在家門口無端遭國軍21師槍殺身亡。
   
2004年，台灣電視公司八點檔台灣百合，資深演員劉尚謙飾演的台籍前日本軍官鍾山峰領導鄉民組織自衛隊抵抗國軍21師，最後兵敗被捕。
   
2005年，大愛電視的明月照紅塵，在第二十集當中有主角針對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其中包括當時的情勢，台灣人對台灣籍外省配偶的做法，與主角庇護外省人的事實。
   
2006年，中國大陸拍攝了根據生長於台灣彰化的張克輝(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親身經歷改編的愛情片《雲水謠》，描述了二二八事件中一位被搜捕的左派青年學生陳秋水逃到大陸後的生活，劇中由中國大陸演員陳坤飾演陳秋水。

相關史料與研究，其他說法。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點有另外一種說法，顯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並非取締私煙造成，而是當時一位外省軍人向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女士）買菸，由於語言不通，在該外省軍人的手往口袋裡掏時，被群眾認為其欲掏槍，造成群眾衝突，進而爆發此一事件。然而對照當時警局在事後對林江邁所做筆錄內容相比對，幾乎完全矛盾且內容完全不符合，更讓一生追尋調查二二八歷史資料的阮美姝出面嚴厲反駁。

根據林江邁長子林匏螺的女兒：林素卿女士所言，阮美姝所訪問的父親林匏螺當時被曾祖父留在桃園龜山茶廠幫忙，未在台北目睹事件過程。姑姑林明珠則有前往台北幫住母親賣煙，是故林匏螺受訪於阮美姝之事件過程非為一手史料、僅為傳述史料。

其他。當時在台灣流行一句話：「狗去豬來」，形容日本人（狗）統治台灣剛結束，國民政府（豬）又來。狗很兇很會叫但還會看門，豬卻只會吃，顯示台灣人在國民政府取代日本人成為台灣統治者後，內心的失望與不滿。1949年7月13日在澎湖發生了山東流亡學生反抗國府徵兵而導致流血衝突的澎湖七一三事件，被後人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也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去民心，加速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失敗的原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

前人流血 後人放假

◎ 陸念慈

雖然二二八列為國定假日較為隆重，但是原本應該哀悼的日子，卻成了一個高高興興的放假出遊日。久而久之，在下一代心中，二二八就會變成一個再普通也不過的放假日而已，先人所流的血汗也將煙消雲散。

二二八放假的最大缺點，就是由於大部分的人都會在假日出遊，新聞的收視率也會相對偏低，因此在假日舉辦的任何紀念二二八活動，都會失去相對的新聞熱度，也讓所有相關元凶，輕鬆地逃過被譴責的一天。

有人說記不記得二二八跟放不放假無關，其實大錯特錯，如果不放假，學生就要上課，學校最少會提起二二八的歷史，這就是最好的生活教育，更可以讓罪魁禍首的國民黨，無法拿來當成節日慶賀出遊，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可能又有人認為，不放假就不能辦活動？其實更錯，不放假一樣可以辦活動，否則就算辦了活動，放假大家都出去玩，活動的新聞沒人看，所有的努力不是白搭？二二八的活動不是辦給台派自己看的，是要辦給其他以為與二二八無關的人看的，台派要是一直鎖在自我中心裡看問題，恐怕很難突破六百零九萬的障壁。

在此建議民進黨在立法院，應該推動將二二八改為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家哀悼日」，規定全國各級學校與政府機關必須降半旗、上班上課之前默哀三分鐘、學校的朝會也要進行十分鐘左右，二二八相關史料或文章的選讀或朗誦等。如此，二二八的真相與意義才能代代相傳。 （作者業商）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feb/2/today-o6.htm